出品 | 网易浪潮工作室

撰文 |  庄帆

18世纪的法国，已经是科学昌明的时代：凡是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牛顿力学，拉瓦锡正在进行着改变世界的化学实验，库仑和伏特则为全人类发明“电“。

这时候，如果有个医生站出来说他发明了催眠术，可以通过控制人体的磁场来治疗各种疾病——你猜大家会不会觉得他是个疯子？

正在进行催眠术的梅斯梅尔。／Mind Motivations

事实上，虽然存在质疑，但当时他的催眠术吸引了大批的忠实信徒，其中就包括许多科学家和知识精英。

这个医生叫弗兰茨·梅斯梅尔（Franz Mesmer），我们所称的催眠术最早就是以他的姓氏命名（mesmerism），直到后来有人用hypnosis一词代替了mesmerism。

后世一提到催眠术就想到摇晃的怀表，但在梅斯梅尔时代还没有用这种技术。／STAT News

梅斯梅尔可以说是西方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之一。他拿到过维也纳大学的医学博士，并且提出了诡异的“动物磁力论”，并一手开创了催眠术疗法，得到信徒们狂热的崇拜。

他的学说甚至对法国大革命造成重要影响，大革命时他的名声几乎可以和卢梭相比。

后来，尽管科学抛弃了他的理论，但梅斯梅尔的力量没有消逝，还有无数人在研习催眠术，其中包括大文豪巴尔扎克和雨果，以及后来改变人类历史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。

催眠术也曾是正经科学

外国的催眠术就像中国的风水学，即使与现代科学路数不同，但总有人笃信不疑，甚至尝试用科学去证明它。可是，催眠术在西方历史上本来就是科学的产物。

我们现在回头看牛顿、拉瓦锡乃至法拉第，总会觉得这些科学巨人是充满理性、智慧并挺身和神学、迷信、愚昧作斗争的。

然而事实是，这些处在中世纪神学到近代科学的转折点的伟人们，对“科学”的理解比我们现在要暧昧得多了。

比如，牛顿除了研究统摄万物的力学定律，还喜欢搞搞炼金术，而且终其一生都不放弃对“第一推动力”——上帝的探寻。

1693年，曾传言牛顿的狗毁掉了他的炼金术论文。但也并没有毁掉牛顿对炼金术的热情。／TRACY R TWYMAN

而拉瓦锡通过实验证明了“燃素”是不存在的，被我们认为是科学的一大进步而津津乐道，然而却少有人注意到他提出来代替“燃素”的，是一些现在看来也很扯的概念，比如热质、以太甚至“火的灵魂”。

科学家尚且如此，普通民众对科学的理解就更加千奇百怪了。18世纪法国充满着对科学和进步的信仰，层出不穷的新发现、新发明，让这种信仰达到了狂热的地步。

当热气球的发明使人类第一次实现腾空飞行时，就有一阵“气球狂潮”——诗人们发表了成千上万歌颂热气球的诗歌，妇女们竞相争戴的“气球帽”，成了巴黎最时尚的装束。

身穿“气球衣”的人。／《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》

在这种氛围中，梅斯梅尔的“动物磁力论”和催眠术粉墨登场了。

控制人体的“磁液”

梅斯梅尔出生在德国，25岁时开始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医学博士。7年之后，他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，标题已经具备惊人的气魄：《论行星对人体的影响》。

1778年，梅斯梅尔来到巴黎，宣布自己发现了“磁液”，即一种流淌在所有动物的躯体中的液体。这种液体肉眼并不可见，它具有磁性，在身体中流动而控制着人体的健康与疾病。

梅斯梅尔很明显受了牛顿的影响，因为他还认为磁液是万有引力的承载介质。这就是“动物磁力论”。

一个证明“磁液”的实验。／Chasing Down Emma

在此基础上，梅斯梅尔大师又发明了控制人体磁液的催眠术。

怎么控制呢？道理很简单，就像我们能够用磁铁隔空移动磁铁一样，要控制磁液的运行，也是用带有磁性的物质。于是最开始，梅斯梅尔用的是磁液本身——也就是说，靠催眠师自己的身体的磁性。

在催眠的时候，催眠师会用手指抚摸患者身体，寻找“磁极”，找到之后才能加以控制。有时候，催眠师也会用铁棒代替手指。

正在进行催眠的梅斯梅尔。／Past Offences

到后来，梅斯梅尔还发明了更为先进的设备——“橡木桶”，即用一个橡木桶装满铁屑和某种“催眠液体”，通过连上绳子并把绳子缠绕在患者身上，来提高控制磁液的效率。

有时候，他还让患者们进行集体治疗，即一圈人围着木桶而坐，逐一感受梅斯梅尔的神奇疗法。他甚至还推出了“橡木桶”便携版，即一个小桶，可以让患者带回家自己用。

梅斯梅尔发明的橡木桶。／Pinterest

催眠术有没有用呢？历史上留下了一些记载，叙述了患者接受治疗后的神奇效果。通常，在接受催眠术之后，患者会表现出痉挛等反应，梅斯梅尔管它叫做“危象”——只有经历过危象之后，才能恢复健康。

据当时的报刊报道，有至少几百名法国人感受到了“危象”。

梅斯梅尔创办了一个社团，名为“巴黎和谐社”，专门给人提供催眠术的治疗。巴黎和谐社里有四个大橡木桶，根据当时流行的“平等、博爱”的精神，有一个桶是专门留给穷人免费使用的。

梅斯梅尔催眠术的宣传漫画。／Hypnosis Motivation Institute

可是据记载，这个桶极少使用，平时在和谐社里来来往往的也都是些达官贵人、贵妇小姐，因为如果你想加入和谐社接受大师治疗，不好意思，你得先交100个金路易作为会费。

官方降温反给催眠术带来了春天

在那个狂热的年代，有人这样宣称发现了人体的终极奥秘，自然引起了剧烈的轰动。梅斯梅尔很快成为巴黎最炙手可热的人物，并培养了一大批信徒，继续推广传授他的理论。

各种各样的“和谐社”开始遍地开花，这些社团大多采用了类似于共济会的秘密形式和神秘的入会仪式。例如在入会时，新会员需要背诵入会誓言，并且借助催眠术和司仪官达成某种神秘的“和谐”，之后，司仪官会一一拥抱他们，并对他们说：“去吧，触摸、治疗。”

遍地开花的“和谐社”也引来了画家的关注。／Wikimedia Commons

接受和拒斥催眠术的人都越来越多，比如伏尔泰的好朋友赛尔旺（A. J. M. Servan）就公开赞颂催眠术，而社会学家孔多塞（Marquis de Condorcet）则表达了怀疑。1784年，《布鲁塞尔报》甚至有文章在探讨：“催眠术会不会成为人类终极的唯一的普遍疗法？”

相关部门可沉不住气了。1784年，皇家科学委员会组织了一次针对催眠术的调查，调查委员包括几位著名的医生以及其他学科的科学家，比如大名鼎鼎的拉瓦锡，和美国的开国元勋本杰明·富兰克林。

皇家科学委员会的大合影。／My Studios

调查结果对梅斯梅尔非常不利。拉瓦锡用了实验的方法，证明了磁液并不存在，关于动物的磁力很可能是催眠师们的过度想象。

原本相关部门想控制一下太过火的催眠热，结果这下反而点燃了大规模的怒火。信奉催眠术的人们纷纷发表文章、传播宣传小册子，试图说明皇家委员会的调查是一场出于嫉妒心的诬蔑和陷害。

弄巧成拙之后，催眠术发展得更加迅速，1785年，也就是调查的第二年，皇家医药学会的一份报告显示，法国的所有具有一定规模的城镇都已经具备催眠场所。

形势开始发生变化，将催眠术推向始料未及的未来。

为了保卫催眠术而革命

请注意我们所讲的故事的年份：调查结果发表在1784年。在这一年的五年后，也就是1789年，巴黎人民就攻占了巴士底狱，法国大革命爆发。

可想而知，催眠术闹得沸沸扬扬的1784年，也正是革命思潮四处飘逸的年头。

法国大革命。／ThingLink

这种强烈的革命思潮正伴随着卢梭的史无前例的大胆著作而流传，而当时催眠术团体中的一位领袖尼古拉·贝尔加斯，除了是著名的催眠师之外，也是卢梭革命理论的忠实信徒。他在催眠术的理论中看到了卢梭的色彩和革命的潜能。

原来，梅斯梅尔的学说在被官方否定之后，他和他的信徒们在宣传时，将此归结为政府和当权者的阴谋——他们为了一己私利，不愿意看到普罗大众的得救，所以千方百计阻挠催眠术。

同时，推广催眠术的各种宣传小册子，都将梅斯梅尔塑造成一位为了拯救大众而反抗权威、牺牲自己的圣徒，并借此鼓吹反叛精神。

于是，原本只是一种“科学”理论、为了治病的催眠术，和卢梭式的民主革命精神相融合，变成了反抗权威、争取权利的象征。

后来在大革命中声名显赫的革命者布里索，就在宣传册中写道：“难道你们（学院院士们）没看到，例如说，催眠术是一种方法，可以让社会各阶级更加亲近，让富人更加人道，把他们变成穷人的真正父亲？”

在卢梭主义的启发下，布里索说他在催眠术中看到了许多“政治上”和“道德上”的意义。

因此，许多激进的革命者，本身也是催眠术的信奉者，例如让-路易·卡拉、罗兰夫妇、拉斐特、阿德里安·迪波尔等等。

催眠术就这样潜在地影响了法国大革命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，揭发政府通过禁止催眠术来谋害人民身体健康，比起宣传什么“平等、博爱”的王国，更加能够激起普通人的革命精神。

被推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也许应该怪催眠术。／Dans mon Eucalyptus perché

随着拿破仑加冕称帝，法国大革命最激烈动荡的部分结束，催眠术也失去了依托的力量，逐渐衰落。另外一方面，科学本身的进步也在挑战着“动物磁力论”，因此信奉催眠术的人越来越少。

但是，大革命结束后的19世纪，催眠术依然发挥着它独特而隐秘的作用。

许多文学家和诗人依然在研究催眠术，并且让磁液理论的神秘气质进入他们的文学作品中，从而促成了19世纪西方文学史最光辉的浪漫主义文学。

几位声名卓著的浪漫主义文学家，都是催眠术的信徒。例如写出《基督山伯爵》的大仲马，写出《人间喜剧》的巴尔扎克，以及在巴尔扎克的葬礼上致悼词的《悲惨世界》的作者——维克多·雨果。

热衷于催眠术治疗的弗洛伊德。／Frieze

19世纪末，催眠术又进入了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学说中，继续发挥着对思想的强大影响力。

即使到了21世纪，巴黎的街头上依然还会偶尔出现能够操控“磁液”的催眠师，在向路人兜售着他们的秘术。

参考文献：

（美）罗伯特·达恩顿著. 周小进译. 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.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. 2010